凤凰网财经《IPO观察哨》
近期，“滴血验癌”又热闹了起来。
大洋彼岸，“滴血验癌”骗局的主角伊丽莎白·霍尔姆斯因欺诈罪入狱后，其丈夫伴侣比利·埃文斯似承接了霍尔姆斯的医学意志，要通过激光处理血液、唾液等样本识别癌症。
而在大洋这端，一家主打“滴血验癌”的公司——Mirx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（以下简称为“觅瑞集团”）以“迅雷不及掩耳”之速，通过了港交所聆讯，即将登陆资本市场。
二者虽有本质区别，但技术尚未成熟、市场亟待教育、自身又无法造血的“阴影”笼罩下，觅瑞集团的“滴血验癌”之路并不好走。
1、核心产品技术尚未成熟
上世纪90年代，美国科学家维克托·安布罗斯和加里·鲁夫昆在《细胞》杂志发表了两篇文章，论述了微小核糖核酸（miRNA）的存在及其在转录后基因调控中的作用。
起初，科学界对这一发现并不在意，但在此后的研究里，miRNA被证实参与了生物体中几乎所有生物学过程的调控，这两位美国科学界也因此获得了2024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。
觅瑞集团的核心技术便基于此——由于miRNA在基因调控中的重要作用，当miRNA异常时，就会出现癌症、先天性听力损失、罕见病等诸多状况。通过检测与各种疾病相关的miRNA生物标志物，觅瑞集团推出了针对胃癌早筛的产品GASTROClear，该产品分为IVD（体外诊断）和LDT（实验室自建检测项目）两种模式。
其中，IVD模式被觅瑞视为近两年发展的重中之重，也就是传说中的“滴血验癌”，只需要5ml血液，就可以检测出胃癌，尤其是一期胃癌灵敏度高达87.5%。通俗来说，如果有100个胃癌患者检测，GASTROClear可测出87个。
这当然与曾经美国的“滴血验癌”骗局——伊丽莎白·霍姆斯通过购入其他公司的商用检测仪器偷偷检测并数据造假不同，觅瑞集团的技术是真技术。
因而，为了将GASTROClear作为IVD产品推入大众市场，尤其是中国市场，觅瑞集团可以说是几乎暂停了其他业务的进程，包括延迟在印尼推出用于肺癌筛查的LUNGClear产品。同时由于新冠疫情的消退，觅瑞集团停止生产用于新冠检测的Fortitude产品，并出售提供该服务的利诺康实验室。
在此背景下，叠加GASTROClear在中国尚未商业化，觅瑞集团业绩陷入下滑，2024年营收下滑了16.14%至2028.27万美元，亏损更是扩大了32.55%至9221.47万美元。
可以说，为了使GASTROClear产品在中国顺利商业化，觅瑞集团已是“孤注一掷”。对此，觅瑞集团较为乐观，其预计于2025年上半年获得GASTROClear作为IVD产品的注册批准。然而，上半年即将过去，还未有批准下发的消息传来。
事实上，即便成功获得批文，也不意味着GASTROClear在中国的商业化道路能够一帆风顺，最大的问题在于性价比。
相比于传统胃镜，GASTROClear的定价要更高，为150-250美元，这对价格区间为80-200美元的胃镜来说并不具备优势。单次动辄1000多元的检测费用，注定了GASTROClear无法成为如新冠检测盒、早孕试纸一般的快速医疗消费品。
同时，GASTROClear虽然一期灵敏度较高，能更早检测出胃癌的存在，但其特异性并不算特别高——只有68.4%的问题同样存在。通俗来说，100个未患胃癌的人群中，有68个人通过GASTROClear检测为正常，则剩下32人的检测结果显示为阳，即被误判为患癌了。
这会导致GASTROClear的准确性受到质疑，为了进一步确定，消费者需要采取更准确的手段，比如胃镜。
一位有癌症筛查意向的消费者告诉凤凰网财经《IPO观察哨》，在一些社交平台，已有觅瑞集团的相关宣传，主打不插管、一管血就能筛查胃癌，这对于想避免胃镜侵入痛苦的人来说，很有吸引力。
但在后续了解中，该消费者得知，GASTROClear有较高的假阳率，便产生了观望情绪，“准确度还是有点低。如果我因为不想做胃镜选择了觅瑞，结果测出来患癌了，我肯定对这个结果有怀疑，要去做一次胃镜确定，那我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去做胃镜呢？”不过，他也坦言，“如果价格在200元以内，我会为这种不确定买单。”
2、需要资本市场“输血”
过去几年，中国的TMT、消费、互联网等投资群体偏好消费医疗这一概念，捧出了眼牙、医美、疫苗等资本市场竞相追逐的“黄金赛道”。相比于严肃医疗，消费医疗管控相对较少，可通过标准化的运营方式进行复制和扩张，以此利用规模经济降低成本、提高效率。
作为备受关注的新兴领域，癌症早筛也被认为兼具医疗与消费属性，且因较高的价格属于消费医疗中的“轻奢品”，获得了一众投资者的青睐，其中就包括觅瑞集团。
2016年，原淘宝总裁、阿里十八罗汉之一的孙彤宇，因持股公司VentureCraft Two向觅瑞集团投资了400万新加坡元，而与觅瑞集团产生交集。
大约是与觅瑞集团投缘，2018年，孙彤宇拉来了高榕资本、Octenniel Corporation Pte. Ltd向觅瑞集团进行B伦投资，其中孙彤宇投了3000万美元，剩下两家分别投资500万美元。自此，孙彤宇成为了觅瑞集团的第一大股东，截至招股书签署日，孙彤宇持有觅瑞集团22.03%的股权。
到了2021年，随着燃石医学和泛生子登陆纳斯达克、诺辉健康登陆港交所，癌症早筛行业的市场热情被点燃，觅瑞集团也成了投资市场的一块“香饽饽”。
这一年，觅瑞集团的C轮融资吸引了华润正大生命科学基金、中国诚通投资有限公司、美国医疗基金Rock Springs Capital、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专属投资基金、建银国际、凯旋创投、晨岭资本、诺辉创投等20家投资者，融资金额达到了8700万美元。
两年后，觅瑞集团完成了5000万美元的D轮融资，资方包括复朴资本、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专属投资基金、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分支机构、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、诺辉创投等10家投资者。
D轮一经完成，觅瑞集团就向港交所提交了上市申请。然而，2023年的癌症早筛行业已逐渐回归冷静，头部企业纷纷受到影响，燃石医学一度跌成仙股、泛生子从美股退市、诺辉健康深陷造假“漩涡”。彼时彼刻，已不是觅瑞集团上市的最佳窗口期。
直到今年，医疗企业扎堆港股上市，觅瑞集团的第四次IPO才得以如愿，但其资金压力已十分紧张。截至2025年3月31日，觅瑞集团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仅为261.25万美元，亟需资本市场“输血”。
3、缺乏“造血”能力
谁都知道癌症早筛是一个长坡厚雪的赛道，但谁都不知道觅瑞集团需要爬多久的坡，又需要资本市场输多久的血。
从目前情况来看，觅瑞集团并没有“造血”能力。
一方面，其所经营的六款产品中，只有GASTROClear走到了商业化阶段，用于九癌联检的CADENCE、乳腺癌的BC-1、肝癌的LV-1仅在早期阶段，因而“开源”还要看GASTROClear能否获得中国药监局的早筛批准，并扩大在中国的销售规模。
前者并不确定，中国市场目前也只有诺辉健康一家公司拥有批准；后者难度更大，中国尚未有完整的癌症早筛体系。
在中国，商保体系尚不完善，医疗保障体系总体由政府主导，基本医保是绝对主力。若想普及癌症早筛，则需要要像普及接种传染病疫苗一样，从国家层面或者医保层面推动，仅凭企业之力，难以达到普及推广的效果。
然而去年，国家医保局再次表示，癌症筛查纳入医保的条件还不成熟。即便觅瑞集团获得“入场券”，但没有医保的帮助，想要扩大市场规模的难度可想而知。
另一方面，觅瑞集团无法“节流”。要想提高GASTROClear的灵敏度和特异性，开发多种癌症的检测产品，需要维持高研发投入；为了推进GASTROClear在中国的商业化进程，需要扩大人手，组建专业化团队；将预防产品从医疗服务渠道转向消费级市场，需要精细运营渠道，并通过营销获客。
这导致的结果是，2024年，觅瑞集团研发开支占营收的比值为94.19%，一般及行政开支占营收的比值为226.59%，销售及分销开支占营收的比值为79.86%，只能“烧钱”换未来。2022年至今，觅瑞集团累计亏损金额达2.18亿美元。
从5月7日递表，到5月15日公开招股，中间相隔不到10天，觅瑞集团用最快的速度登陆港股市场。然而，其一共发行4662万股，每股23.3港元，预计募资净额为8.81亿港元，最多只能覆盖一年半的亏损。
如此，当技术尚未成熟、市场亟待教育、自身又无法造血等多重难题集于一身时，资本市场又有几分耐心等待觅瑞集团的成长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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